谈佛教研究方法

Author: 
Fa Qing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出版的《佛学研究》第六期、第七期发表了一些有关佛学研究方法论的文章,其中有杜继文教授的“佛学研究经验谈”和日本学者平川彰的“佛教学的方法论”,等文章。

杜继文教授提到了他的老师吕澂先生对佛学研究的态度,非常难得,其述如下:“吕先生的学风是认真而严谨。他给我们规定了一条纪律:学习期间不许发表有关佛教的文章。原因很简单,避免轻率、浮躁,甚或急功近利,自误误人。在他看来,佛学研究中最忌讳的是望文生义,一知半解,有论无据,以‘专家’ 自居,夸夸其谈。不论你对佛学的态度是肯定,还是否定,是信仰还是批判,都应该以准确的认识为基本前提。”1

杜继文教授自己提出了“进去”、“出来”说: “一要进去,二要出来出入其中,才能客观观察。” 他继续解释说:“所谓‘进去’,第一,就是要下功夫认真读书,把他们读懂。‘出来’ 就是要能客观地了解文中表达什么内容,讨论什么问题,以及最后是如何解决的。真正掌握文章的思想内容,用自己的语言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第二,信仰可以非理性的,但研究必须是理性的。知有理性的研究,才能认识佛学的全貌及其在社会和文化宗教中的客观地位。因此,‘出来’,就是一种超越,超越佛学的语言障碍,使今人能够理解;超越对于佛学的盲目性,便于人们全面如实的认识。”2

这些看法对后学者,很有启发性,提供了指导性的作用。杜教授还认为历史、哲学、语言是佛学研究中的三个前提。3 此三种方法也是国际上通用的方法,杜教授虽提出了这三点,但没有强调此三者之间的关系。日本学者平川彰强调佛学研究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他归纳有四点:4
1、 修行和学问
2、 佛教概论和佛教史
3、 基础的学问:《俱舍论》和《唯识论》
4、 语言的问题

没有基础,也就谈不上方法了,这是我对他文章的印象。后篇,他谈到大藏经,大乘佛教的研究等等,也是强调学者要有一定的佛学基础。
《佛学研究》还发表了其他有关研究方法的一些文章,象苏晋仁先生的关于 “佛教文献的整理” 一文 ,从六个方面:文意的理解、校勘、考证、考异、正误、补遗,探讨了佛教文献方面的整理方法。5

在台湾有关佛学研究方法论的文章,有张曼涛主编的《佛学研究方法》,6 搜集了一些日本和中国学者的文章。关世谦译自日本学者的《佛学研究指南》,则主要研究佛教某一时期或专题所涉及到的具体问题。7 印顺法师的《以佛法研究佛法》提出依缘起三法印研究佛法,还认为研究佛教要本着对真理的追求的精神,并把真理体现在人格上。8 杨白衣博士认为,“写佛学文章绝不可只求词藻之美,或只作印象式的传达,甚至冒充行家乱缀一知半解的术语。佛学之研究,一方面固然依据汉语作训诂式的解释,但对语源(原典)的意义,亦应有彻底的了解。设若不然,不特愈扯愈远,且牵强附会流于文字把戏,甚至于愈学愈糊涂而边见丛生。”9

致力提倡用现代学术方法来研究佛教的华人学者,则首推吴汝钧博士了,为此,他曾出版了专著:《佛学研究方法论》。 10 吴汝钧博士曾先后留学日本、德国、加拿大,对西方各个学派都有所接触,特别推崇维也纳学派,用文献的和哲学的方法双管齐下来研究佛学。他认为光讲义理而不讲资料文献,结果只能成就一种境界,而不能成就学术;而光讲资料文献,则终是流于堆砌资料的干枯工作,而有违佛教哲学的思辩与智慧,安心立命之说。11 下面抄录一段吴汝钧博士对巴利文和藏文学习的见解:“中国佛教根源于印度,而早期的佛教教理较完整地保存在巴利文中,虽然早期佛教保存在中文的阿含经中,但作为一种现代的佛教学者最好是能懂一点巴利文。我们可以藉着中文的四部阿含与有部的资料大体可以得到前期印度佛教的轮廓。12 但后期方面则几乎全部阙如。实际上,后期的印度佛教,在义理方面有飞跃的发展;在中观学一面,后期中观学吸收了有部、经量部和唯识的要义,消融了它们与中观学的矛盾,而成一瑜伽行中观派的综合哲学。这一综合哲学与龙树的系统相比较,内容丰富了,体糸也壮大了。这恐怕不是龙树的空之哲学所能笼罩的。唯识学一面,后期唯识学几乎全是因明学亦即是逻辑与知识论的道路,表现出印度民族惊人的思辩才华。这些资料主要存于西藏文藏经中,但我国的学者中,太少人懂藏文,故对这些思想上的重要发展,也极其陌生。”13
吴汝钧博士书中的观点,这里不便一一介绍,对现代方法论有兴趣者,可读他的原书 —《佛学研究方法论》(国内读者可到北京国家图书馆港台阅览室借阅此书)。此书比较系统地讨论了现代研究方法论,下面介绍一些最近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

二、最近西方学者的动态

A、研究态度
西方宗教研究历史上,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语言-历史的”,这种方法是随着十九世纪开始的科学语言学 (scientific philology) 和历史编纂学 (historiography) 。十九世纪的那种“未探究之前决不接受传统”(refusing to accept the tradition without questioning it) 的批判精神在今天的宗教研究上也是主要精神之一。14 现阶段,有学者认为宗教有别于其它的学科,研究者应用不同的态度,如弗勒贝尔 (Friedrich Heiler) 认为研究者应具备三点要求:15
1. 对宗教真诚地尊重
2. 有亲身经验 (personal experience) :一个人如没有一点道德意识不可能投身于伦理学的研究,没有艺术经验的人不可能深入艺术历史研究,不爱好真理的人不可能深入哲学研究,没有一点宗教感情的人怎么能深入宗教研究?16
3. 应严肃地对待某一宗教所宣称的真理:一个人如果已认定它是迷信、虚构等前提,不可能真实地理解它的教义。
我想这三点也适合国内学者对佛教的研究。日本学者平川彰把修行和学问列为第一条件,印顺法师所说的学问要反映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上,是对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佛教是非常强调实践的,从某一角度上讲也是国人精神生活和文化的一部分;它也是一种信仰,但并不是那种一成不变的神学教条主义,世界上著名的佛教学者都有信仰,其实对真、善、美、智慧的追求是人类普世的信仰。
对佛教徒来说,应用“中道”的态度来研究佛教,信仰上的狂热和偏激,认为自己的传统灿烂辉煌而别人漆黑一团,或自宗派是至高无上而贬低他人,都是不可取的,所谓“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17 不失为好的指导思想。也就是上面吕澂先生所提倡的“应该以准确的认识为基本前提” ,杜继文教授的“理性的研究”说。

B、对语言的重视
在国外关于佛教研究方法的英文文章,不是很多 (有关佛教方法论的专书在1998年时还没有发现),但有很多宗教研究方面的书和文章。即使是一般宗教研究的书,也非常重视语言的学习,因为要想完全地阅读宗教的经、论就要求有一定的语言知识。弗勒贝尔说:“语言和宗教是密切相关的,研究宗教的学生也是研究语言的学生。”18 约阿希姆 (Joachim Wach) 说:“研究宗教的学生在语言上永远没有准备充足。” 这虽然有一点极端,但对于我们来讲,有一点的梵文 (或其他语言) 知识,靠查字典,我们最少能够查看某些关键词的原意。此外,像国际上知名的佛学者,舍尔巴茨基(Stcherbatsky)、拉莫特 (Lamotte)、 普辛(Poussin)、长尾雅人(Nagao Gadjin)等,无一不是利用了语言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佛教而有所成就。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得知,他们掌握了梵语、巴利语、古汉语或藏语。

许多世纪以来,日本人学习佛教都是基于汉语佛教文献,在最近一百年里日本学者除汉语外,他们增加了对梵语,巴利语和藏语的学习。19 在研究方面,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归因于他们对语言的重视。比如,加拿大日裔学者河村澄雄博士 (Leslie Kawamura) 经常强调这四种语言是一个现代的佛教学者所必备的。

现代佛学研究方法也反映在西方大学里的教学大纲上。作为佛学研究生,除专业课外,必修课包括西方宗教、宗教哲学、宗教方法论等。在北美的一些大学里,博士候选人的考试 (笔试) 有佛学基础:历史和教义;有语言考试:通常要考两门古典佛教语言(梵、藏、巴、汉,古典语言考试与候选人的研究项目有关),另加一门外语(英文除外) ─ 日文、法文或德文 (比如有学生曾参加梵文、日文的考试。因为其母语是中文,成绩单中曾有修学古汉语的记录,所以免考;没有考巴利文,因为该学生曾就读于斯里兰卡的巴利佛学研究院;在论文提纲中,有关方法论的描写部分他没有提到藏文文献,此外他曾有旁听藏文的记录,所以藏文免考)。

研究佛教有很多方法,如历史分析,对比研究,归纳法等等,在具体研究方面,各人所用方法也会不同;但共同的工具则是语言:如归纳法就要从阅读经、论开始;又如对比研究,就要求读懂不同版本、不同语言、不同翻译的文章,也就是说有价值的对比研究最少要求读两种语言以上的版本。日本学者长尾雅人教授认为未来的佛学研究方法还是文献学为主:“未来的佛学研究,必将是对保存在几个不同传统的佛教典籍作出多一点的批评,在文献学上进行更透彻的分析。关于现阶段的佛学研究,认为文献学 (philology) 必须领先哲学或历史;而且非常重要、也是事实的是,前者不能 [因为] 后者被废弃。” 20

C、新方法论
象中国佛教史一样,西方学习佛教的开始也是从翻译佛典开始;从佛教经论的翻译历史上分析也可看出西方研究佛教的历史。佛教经论的翻译可分为三个阶段:21

第一阶段指早年在印度的次大陆上的殖民时期,这时期主要是西方的传教士和一些深受基督教影响的人从巴利文、梵文和藏文中的翻译。这些翻译也因此含有大量基督教的词汇或者直接用基督教的教义去理解佛经,如克恩(Kern) 和里斯.戴维斯 (Rhys Davis) 等人。克恩的《法华经》早期翻译是这时期的例子之一,如他直接用《圣经》片语“the flesh pots of Egypt (直译:埃及的肉盆)”来表示感官上的堕落;又如他的使用 "死亡" 作为涅槃的翻译不仅不正确,也把佛教的最高目标贬低了。

第二阶段概略地指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在佛教学者中,基督教的影响力和价值观己衰退,但传统的西方哲学范畴和概念占优势,大多数的学者深受康德的影响,象舍尔巴茨基 (Stcherbatsky)22 和孔滋 (Conze) 等人。然而,把康德的哲学范畴和概念被用来翻译和解释佛教,并不能体现佛典的真实意义。如舍尔巴茨基,他的片语“the thing in itself” 的重复使用来表示佛教的胜义(paramārtha)真如 (tathatā) 是直接来自康德的形而上学指“绝对实体”,他的用词对人们理解佛教并没有多大帮助。孔滋坚持用康德的“absolute”(绝对) 来翻译胜义,也是把康德的哲学范畴强加在佛教的思想上。

第三阶段大约从二十世纪中叶到现在,学者们不再重视康德、马克思和贝克莱 (Berkeley) 的思想,而采用西方心理学的概念来翻译和解释佛教, 主要是弗洛伊德 (Freud) 和荣格(C. G. Jung)。也有一新的趋向,即采用语言相对论 (linguistic relativism) 的概念模型,特别是维特根施泰因 (Wittgenstein) 的语言相对论, 来帮助翻译和解释佛教。大规模的使用现代西方心理学和语言相对论的概念和术语者,如 Guenther 等,最明显的例子是用 mentality (脑力) 一词翻译唯识宗的第七末那识。23
这三时期的相同之处是把西方的概念模型强加在佛教的教义上,不管它是基督教的价值观或传统的西方哲学,或现代西方的学术运动,全部都是用西方的思想体系来理解佛教。其结果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会扭曲佛教的原意。举例来说,象无着和世亲的唯识哲学完全有别于传统的西方唯心主义(Idealism) 。24 现在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点,提倡要尽量少用哲学、心理学的词汇;而是用清楚明了的语句,让佛教的文章能真正地传达出佛教的本义,所用的语言应该是受过一般教育的读者能理解的。25 对于有些佛教概念可以用现代语言来表示,然后把一方加括弧来处理,放上传统的翻译,或者加上脚注给予说明。26

我们可以用哲学的方法如逻辑等用来研究佛教,27 但用哲学或心理学的词汇来替代佛教的重要概念时,应谨慎一点。西方学者已开始不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来解释佛教,我们有必要吗?现在,在斯里兰卡等亚州国家的学者,在使用英文词汇方面还是停留在上面提到的第二阶段,甚至第一阶段上;我们讲哲学方法的同时,应该意识到这点,不能给佛教加上太多的“主义”。能用现代的语言表达,就用现代语言,没有必要找哲学的对等词。

新的方法就如中国佛教史上道安、鸠摩罗什所倡导的扬弃“格义”的运动。是杜继文教授所说的“真正掌握文章的思想内容,用自己的语言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超越佛学的语言障碍,使今人能够理解。”

三、形式
无论是写论文还是佛学讲座,如果是他人的思想,应该忠实地告诉读者或听众。学术性的文章就要求用脚注或尾注,对文章的来源加以说明,对佛教的重要概念进行诠释;文章中所引用的书、文章等资料要求列出来,所以文章最后一部分应该是“参考文献”。有的学者在阅读文章之前先看参考文献(特别是教授看学生的论文),主要看学生参考了什么书。形式,这里指学术性文章中有关脚注、尾注、参考文献的格式。
有关论文格式,国内没有统一标准;在英文方面,有美国当代语言协会出版的《MLA论文写作手册》 (MLA Handbook for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s) 和《芝加哥手册格式》(The Chicago Manual Style), 有些学术刊物有自己的一套规定。现在作者引用的资料不限于书或杂志了,象国际互联网、CD光盘、软盘等出版物。这些国内没有标准可依,也是许多人头痛的问题。无论哪种形式无非是让读者知道资料的来源,本着这一点,下面提出一种格式,供佛学院的学生写论文时作参考。
A、“参考文献”样式

1、引用书
通常格式是: 作者姓名,《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代。英文样式不作说明,根据《MLA论文写作手册》只列实例,如果是用手写或打字机英文斜体部分可改为底下划线 (请注意标点符号):
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
Wang, Bang-wei. Da tang xi yu qiu fa gao seng chuan xiao zhu.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8.
如果出版社地址不明,应加出版地址,如:
吴汝钧《佛学研究方法论》,台北:学生书局,1983。
Ng, Yu-kwan. Methodology of Buddhist Studies. Taipei: Student Book co., ltd., 1983.

其它的情况,如再版、两人合著等,也应交待清楚。
2、引用期刊论文、杂志
基本格式:作者姓名〈文章名〉,《杂志名》期刊号,出版日期:文章在杂志中页数。如:
杜继文〈佛学研究经验谈〉,《佛学研究》(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第7 期, 1998: 5-9 页。
Du, Ji-wen. “Some Personal Experience in Buddhological Study.” Buddhological Study, Vol. 7, 1988: 5-9.
王柏寿 〈老子教育思想之研究〉,《嘉义师院学报》,第4期,1990。
牟宗三 〈老子《道德经》讲演录一〉,《鹅湖》28卷10期,2003.10。
─── 〈老子《道德经》讲演录二〉,《鹅湖》28卷11期,2003.11。

3、引用书中的前言、序言等
如:
吴汝钧〈译者前言〉《佛教中观哲学》梶山雄一著,吴汝钓译,高雄:佛光出版社,1986再版。
Ng, Yu-kwan. “Preface,” Madhyāmika Philosophy. Y. Kajiyama, trans. Ng Yu-Kwan. 2nd ed. Gaoxiong: Foguang Press, 1986.
4、国际互联网、光盘、软盘等
须写明网址,上网日期,如:
http://www.buddhanet.net/mahayana/text01.htm, 4/30/2002上网
CD光盘、软盘等出版物,请参考后面的“参考文献”部分。如果是讲座,则注明:讲者姓名,“主题”地点,日期。

B、“尾注”、“脚注”样式
一般文章中只用尾注,但如果是用电脑写作,最好用脚注,以方便读者。引用某一本书的基本格式是:作者姓名,《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代)页数。如:
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25-26 页。
Bang-wei Wang, Da tang xi yu qiu fa gao seng chuan xiao zhu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8) pp. 25-26.
第二次出现时,如只引用此作者这一本书(也没有其它的文章),则写出作者姓名和页数即可。如:王邦维,87页。如果此作者有多本书、文章被引用,第二次引用则应写出姓名、书名和页数。如果与上面的尾注/脚注是同一本书,则用“同上”然后写上页数即可。其它的样式则不一一列举,读者可参考本文的脚注。无论用哪一种格式,从头到尾一定要保持一致。
四、结语
研究佛教有很多方法,在具体研究方面,各人所用方法也会不同,但在研究的态度上,不应有前提:认定它是迷信或其他极端;如果有,那应该是“以准确的认识为基本前提”。西方的佛学研究,无论是过去,现在,抑或未来,文献分析是其主要研究方法。我们可以用哲学的方法研究佛教,但应避免用哲学或心理学的词汇;能用现代的语言表达,就用现代语言,没有必要找哲学或心理学对等词。学术性的文章要求用脚注或尾注,对文章的来源加以说明,对佛教的重要概念进行诠释;也是为了方便在国际上交流。只要我们努力,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佛学研究会在国际学术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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